瓷窑遗址

   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，泉州港在宋元时期汇聚了来自阿拉伯、波斯、印度、东南亚乃至欧洲的商旅。据陈高华《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》统计，仅南宋宝庆年间，泉州港年吞吐量便达10万余吨，瓷器占出口货物总量的四成以上。德化窑凭借其细腻的白瓷胎质与莹润的釉色，成为外销瓷中的翘楚。考古学家叶文程在《德化窑外销瓷研究》中指出，从菲律宾、印尼到埃及福斯塔特遗址，德化窑瓷片跨越重洋的分布轨迹，勾勒出当时海上贸易网络的繁密经纬。

    这些瓷器不仅承载着实用功能，更成为文化对话的媒介——一件德化窑瓷器的装饰纹样，往往需要同时满足泉州本地窑工的技艺传统、中东商人的宗教禁忌、东南亚贵族的审美偏好，乃至欧洲市场的猎奇心理。这种多重文化需求的叠加，迫使匠人们发展出前所未有的创作策略。

    在远渡重洋的瓷器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打破传统程式的异域符号。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元代德化窑青白釉执壶，壶腹浮雕着典型的伊斯兰风格缠枝纹，却在藤蔓间隙巧妙嵌入道教八卦符号；日本根津美术馆收藏的南宋德化窑粉盒，盖面以阴线刻画出印度教“吉祥天女”形象，衣袂褶皱却分明带着“吴带当风”的笔意。这种文化符号的嫁接并非简单的拼贴，李知宴在《中国陶瓷史》中分析，德化匠人常将异域纹样进行本土化改造——波斯联珠纹被转化为中国传统的宝相花，阿拉伯文字经抽象处理成为装饰性边饰，使得外来文化元素既能被海外客商辨识，又符合中原审美趣味。

    更值得注意的是，某些纹样的演变轨迹暗含贸易路线的变迁：元代德化窑常见的“麒麟逐日”纹，其原型实为波斯神话中的森穆夫神鸟，经海上商人的口述传播，被匠人结合《诗经》中“麟之趾”的意象重新诠释，最终演变成兼具异域神秘感与中原祥瑞气的独特图式。

    这种跨文化创作的发生机制，与泉州特殊的文化生态密不可分。元朝至正九年（1349年）的《清净寺碑记》记载，当时泉州城内同时存在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、景教、摩尼教等10余种宗教场所。王连茂在《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》中披露的明代《瀛涯胜览》手稿显示，德化窑场常雇佣擅长异域纹样的画工，有些波斯匠人甚至将家族纹章融入瓷器装饰。这种开放包容的环境，使得民间匠人能突破地域局限，形成独特的视觉语言系统。1974年泉州后渚港宋代沉船出土的德化窑军持（伊斯兰净手壶），其器型完全遵循中东宗教仪轨，但釉下却用铁红彩绘出道教八仙纹样，正是这种文化交融的绝佳例证。

    更耐人寻味的是，某些器物的功能转换揭示出更深层的文化互动：原本用于佛教供水的净瓶，在销往伊斯兰地区时被改造成礼拜前净手的军持；传统的中式梅瓶，因契合波斯贵族贮藏玫瑰水的需求，其颈部的弦纹被刻意加高以增强密封性。这种实用性与象征性的双重改造，展现出匠人对异质文化非同寻常的理解力。

    马可·波罗笔下的刺桐双塔，其建筑装饰的混融风格与德化瓷器有着惊人的同构性。镇国塔须弥座上的印度教“十臂人狮”浮雕，狮面却带着中土瑞兽的温和神情；仁寿塔檐角悬挂的伊斯兰风格铜铃，铃身铭文竟是梵文佛经。这种多元共生的美学特质，在德化窑匠人手中转化为更具流动性的创作实践。美国汉学家谢明良在《贸易陶瓷与文化史》中特别提到，元代德化窑出现了一种“客制化”生产模式，即阿拉伯商人提供纹样图纸，匠人据此调整传统构图，有时甚至会为特定商队设计专属标识。

    现存于土耳其托普卡帕宫的德化窑青花盘，中心绘有奥斯曼帝国苏丹纹章，边缘却环绕着中国传统的海水江崖纹，堪称早期全球化贸易的视觉见证。更有趣的是，某些纹饰组合暗含跨文化的隐喻：在爪哇出土的德化窑瓷罐上，印度教的那伽蛇神与中国龙纹共舞，蛇身鳞片采用景德镇青花的钴料绘制，眼睛却点染波斯特色的孔雀石绿釉。这种超越宗教界限的图像融合，暗示着海上贸易带来的不仅是物质交换，更是精神世界的相互渗透。

     这些跨越文化疆界的艺术实践，背后是民间匠人惊人的适应力与创造力。他们既未固守传统窠臼，也未全盘照搬外来图式，而是在反复试错中摸索出独特的表达方式。元代《岛夷志略》记载，德化匠人常随商船出海，实地观察异域风俗，这种“在场性”体验让文化转译更为精准。现存于菲律宾国家博物馆的德化窑褐彩罐，罐身绘有东南亚风格的棕榈纹，叶片间隙却点缀着中原的竹叶纹，两种植物符号经过变形重组，竟呈现出全新的视觉韵律。这种创造性转化，使得德化外销瓷既保持了中国陶瓷的美学基因，又成为连接不同文明的视觉纽带。匠人们甚至发展出特殊的符号编码系统：用莲花象征佛教净土，以八角星代表伊斯兰天园，借松鹤组合暗喻道教长生，再将这些元素编织成统一的装饰母题。这种超越语言障碍的视觉语法，在印度尼西亚王室档案中得到印证——13世纪满者伯夷王朝的礼单中，德化瓷器被称作“会说话的珍宝”。

    当我们重新审视刺桐双塔与德化外销瓷之间的精神关联，会发现它们共同构建了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景观。那些镌刻在石塔上的异域神祇与流动在瓷器上的跨文化符号，不仅是贸易往来的物质见证，更是民间智慧对文明对话的独特诠释。

    正如马可·波罗在游记中惊叹的“刺桐的匠人能将全世界装入瓷瓶”，这些无名艺术家用泥土与火焰，在方寸之间书写了波澜壮阔的跨文化史诗。今日重读这些穿越时空的物证，依然能感受到那个开放时代赋予艺术创作的磅礴生命力——当镇国塔的印度教神像沐浴着闽南的晨雾，当德化窑的阿拉伯纹样映照着地中海的月光，那些消失在海平线后的商船，早已将文明的对话铸就成了永恒。

    （作者单位：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）